饶颖事件饶颖事件是咋回事

问问百科网知识科普 2024-12-21 44浏览 0

　　如果没有标点标记，明天的文章不知该怎样写，书也不知该怎样读。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文言文个别是不消标点标记的，古代念书人首先要下“句读”的工夫。其实，古代的外国人也不消标点标记。新式标点标记，只是五六百年前呈现并推广使用的“新事物”。

　　中外古代根本不消标点标记

　　中国古代的文字里，有标点标记吗？

　　应该说，有，可是不罕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文籍中，大大都是不消标点标记的。

　　不消标点标记，不即是说不消断句。这个断句，是要读者自己来做的。因此，昔人很是重视断句练习。《礼记·学记》记录：“一年视离经辨志”，即学生入学一年就要查核“离经辨志”的能力。所谓“离经”，是指离析经文词句，也便是断句；所谓“辨志”，是指辨解词句内容。

　　其实，离经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标点文言文的进程便是提高阅读能力的进程。标点有误，反应出对原文的了解肯定有谬误。只有重复考查原文，弄懂原文的寄义，才干正确地标点断句。

　　昔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工夫，叫作“句读（dòu）”。私塾教员传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程度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可以或许通读文章。句读的根本原则便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即语气完毕的处所为“句”，用圈来标志；没有完毕的词句叫作“读”，用点来标志。昔人罕用“可圈可点”一词，称颂某位汗青人物的功业。

　　我国也有一些古代的文籍，在誊写出来或印刷出来的时候，就把句读标出来了，这是说我国古代也有标点标记的原因。可是，这样的标点标记很不标准统一，随意性很大，并且使用得也很少。

　　其实在古代，不但中文没有标点标记，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标记。为什么古书都没有标点标记呢？学者梁文道先生曾给出过这样有趣的表明：

　　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市面能找到的书的种类也很少。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生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他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所以昔人的精深与明天是纷歧样的。各人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昔人考究的博学是深读，用英文说便是一两百本书放在你眼前，能够是你毕生要读的书了，所以要缓缓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完再读，一遍遍领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很快读完，以后没得读岂不很疾苦？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标记？因为他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标记的风行只是近两三百年间的事情。标点标记是怎么降生的呢？它其实是一个贸易行为的成效。五六百年前，欧洲呈现了古登堡印刷术，册本呈现并成为最陈旧的产业产物，进入市场成了商品。出于本钱思索，印刷商也便是书商就想做大量印刷来摊薄本钱，于是他们发现了标点标记，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敷，还要分段。

　　昔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明天我们看《论语》，一篇与另一篇之间是没有干系的，卷只是物质上的单元，竹简不敷了，再换一卷持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印刷术出来之后，出书商才开始给册本做段落篇幅的分别。

　　新式标点标记是新文化活动一局部

　　我国此刻通用的标点标记，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标记的根底上，再引进西方国度的一些标点标记，经由百余年的使用改革交融而成的。

　　1840年的鸦片和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进修外国的技能，以凑合外国的侵略。要进修，先得理解。东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清末的交际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引见西方标点标记的人。张德彝本籍福建，汉军镶黄旗人，同文馆英文班学生，曾先后八次出国游历，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同文馆是清当局为培养洋务人才而设置的一所近代外语学校。张德彝随浦安臣使团出使欧美，1868-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纪行》)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此中有一段对东洋标点标记的叙述，是我们见到的最早引见东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标记著书立说的人，是资产阶层发蒙思想家严复。严复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很理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别。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标记，这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开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而轰轰烈烈地召唤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标记，是和“五四”新文化活动严密分割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活动中，倡议了以支持文言、倡始文言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变革活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会商，在社会上，尤其是常识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颁发了《我之文字改进不雅》，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标记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活动的“喉舌”，借鉴刊之日起，一直保持使用新式标点标记。

刘半农

　　作为新文化活动魁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标记的创制实施也阐扬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学期间，胡适曾先后担当《学生英文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的主编，同时还停止了一些学术著述。1914-1916年他曾在日记中屡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标记的构想，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厥后收入《藏晖室札记》。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标记》一文，“凡三昼夜始成，约一万字”，全面论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标记的理论思考，而且停止了标记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纲领》时，对这套标记停止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度颁行的标点标记计划的雏形。

胡适

　　1919年4月，北京大学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六传授，联名向国语统一准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标记议案》，大集会决经由过程。1920年2月，北洋当局教诲部公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纳新式标点标记文》，核准了这一议案。训令指出，议案内容“远仿古昔之陋习，近采世界之公例，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佐了解之用”，并转发所属各校“傅备采纳”。

　　议案的公布，标记着新式标点由团体倡始走向国度奉行，走向法治，这极大地推动了标点的使用和遍及。上世纪20年代，除在文言文中持续推广使用新式标点外，还出书了一批古典名著的新式标点本。如上海亚东藏书楼出书了汪原放标点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标点古书迅速形成习尚，新式标点一时成了时尚。正如陈望道在《新式标点》一文中所说：“新式标点现今算是一件时式的工具了，一部旧书，单加几个标点便可以赚钱了！时代底提高，真快啊！畴前胡适之在《科学》、陈望道在《学艺》、高元在《法政学报》、项衡方在《东方》一类杂志上劝用新式标点的话，早已是日本女人手里的‘劝女人放足歌’了！”

　　曾经被守旧派视为“大水猛兽”

　　然而，新式标点标记降生之后，却被事先的守旧派视作“大水猛兽”，不时遭到其咒骂和围攻。鲁迅先生在1934年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十多年前，单是倡始新式标点，就会有一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鲁迅

　　“五四”时期，复古派的代表林琴南一方面极力支持文言文活动，一方面回绝使用新式标点标记。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他宁可用“此语未完”四个字，也不愿用一个复杂、了然的省略号。

　　1924年，有个叫张耀祥的搜集了一些新诗中的感慨号“！”，骇人听闻地说什么“缩小看像很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失望、厌世情绪”的表示，并把使用这种标记的文言诗诬之为“亡国之音”。

　　1927年12月，百姓党当局教诲部举办“甄别测验”，索性复原文言，制止使用新式标点。这些倒退行径理所固然地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人士的支持。鲁迅曾在一系列杂文中罗列中国古籍中的很多例子，证明文言文精辟虽精辟，简约虽简约，可是由于语法不精细，缺少标点标记，成效有时词不达意，歧义迭出，叫人容易发作误解。他高声疾呼“须用新式标点”。郭沫若则在一篇文章中说：“言而无标点，在现今是即是人而无端倪。”

　　在提高学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30年教诲部公布了《同等教诲构造公函格局举措》，从句读、行款、用语几方面统一构造文牍；1933年，行政院和百姓当局别离发出通令和训令，要求采纳“复杂标点举措”。这些文件都扩大了标点标记的影响，促进了标点标记的遍及。

　　新中国建立后，有关方面临原标点停止了研究整理，1951年9月，中央人民当局出书署发布了《标点标记用法》。共列标点标记十四种，包含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引号、冒号、问号、感慨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专名号、书名号、着重号。

　　20世纪60年代，汉字文稿的书写和出书物的付梓由直行改为横行，某些标点标记的用法也有了新的开展变动，有须要对原规则停止整理。1987年初，国度语委建立《标点标记用法》订正组，约请专家对原用法停止订正。1990年3月，国度语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书署结合公布了订正后的《标点标记用法》，共列标点标记16种，减少了衔接号、距离号。尔后，在听取各界定见后，国度语委、新闻出书署和国度技能监视局独特决议将《标点标记用法》制定为国度规范，并于1995年12月正式公布。

　　汗青争论

　　“？”和“！”到底要不要？

　　问号、叹号都不是我国固有的标记，倒是较早采纳的标记。可是厥后有人主张不要“？”和“！”。

　　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在“论句读标记”的会商标题问题下，登载了慕楼、胡适的通信。慕楼在来信中提出，文言虚字可以包办问号和齰舌号两种标记，说“词句圈点，如乎？么？呵！等，似近重叠。以中文‘乎’‘么’等便是‘？’之暗号；‘呵’‘呀’等便是感慨之暗号也”。这种观念在事先有一定的广泛性，好比倡始新式标点标记的干将刘半农也曾有近似概念。

　　胡适在复书中分解了自己以前在《论句读及文字标记》一文中的近似主张，然后乞贷玄同的话说：“这两种标记(？！)都不成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消上举诸字；而且这些字有各类用法，不是都拿来暗示疑问的意思。”接着举例说，中国京戏里常有两团体问答，一个问道“认真？”一个答道“认真。”又问道“果真？”又答道“果真。”假使不消疑问标记，这四句写出来便没有别离了。再如《檀弓》上，曾子怒曰：“商汝何罪也！”这句虽用“何”字，却不是疑问语，而是怒骂语，当用感慨号。最后，胡适颇有感到地说：“各种标记都是协助文字达意的。意越答得出越好，文字越大白越好，标记越完备越好。”

　　刨根问底

　　“？”是怎么来的

　　我国标点标记中的问号“？”原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发源于拉丁文中questio这个词，意思是质问、疑问、问题。在问号尚未呈现之前，每当有暗示扣问的句式时，就在句子的末端加上questio。厥后人们为了书写轻便，就取其结尾的一个字母“q”和最后的一个字母“o”，缩写成“qo”两个字母。不久又有人把“q”写在上面，把“o”写鄙人面。过了一些时候之后，又逐渐改动了写法，草写成“？”作为问句的标记。厥后约定俗成，在问句中都这样用“？”来暗示，今后“？”就正式酿成了一个标点标记，活着界各类语言中通用。

　　标点笑话

　　留，照旧不留？

　　有一则很有名的故事：某甲前去访问他的伴侣某乙，而且由于下雨使得他多逗留了几天。主人某乙终于变得不再欢送他的伴侣，可是仍然不想当着面撕破脸，因此他在门上写下这一句没有标点的话：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主人的意思是这样的：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那位客人却不知趣，对这行文字看了几眼之后，还打上了几个标点标记：“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于是又依然在这里吃住下去，弄得主人哭笑不得。

　　大变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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